杜萬青的長篇小說《青煙》表面上看是一部非常“傳統”的作品。

一個名為四峴四水的鄉村世界、幾個大姓人家的勾心斗角、一個家族的由盛轉衰、若干或是堅守或是墮落的人物形象……這些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定型，類似陳忠實《白鹿原》這樣典型的鄉村敘事。

這似乎也頗為符合作者本人的定位。杜萬青出生于1955年，20世紀80年代懷揣熱情登上文壇，之后輾轉于教育、商業，闊別文學數十年。種花道士歸何處？前度劉郎今又來，一出手，還是當年的味道。

然而這只是表象，細讀就會發現，《青煙》在種種“舊”的東西中裹藏著很有意義的新質。

作品著重刻畫了鄉紳階層與民間資本在20世紀上半葉的“脆弱性”和“依附性”。這種經濟學與社會學視野，能給經典的鄉土、傳奇、勞動敘事帶來新的啟發。

先說《青煙》對鄉紳階層和民間資本“脆弱性”的呈現。

故事開始于清末，主線是四峴四水首富薛五佬家的“敗家史”。其衰敗有兩個關鍵節點，其一是薛五佬死后，獨子薛駒在賭場一擲千金，其二是國民黨縣黨辦督查專員以抗日之名要薛家出一萬大洋（實為專員借機貪污）。

作者對第二個節點的描寫堪稱精彩。專員只用一個班的兵力，槍斃兩條狗、杖責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、軟禁一個大戶，就在談笑間刮走大戶們的幾大箱銀元。所謂“巧取豪奪”究竟如何實現？這種帶有“厚黑”性質的場景在大多數作品中要么寫得過于傳奇化，要么一筆帶過，《青煙》難得將專員表面客套實則步步緊逼的話術、手段和大戶們的反應寫得非常細致、真實。

第一個節點則很容易被忽略。“敗家子賭博”是鄉村敘事中容易吸引讀者共鳴的經典橋段，然而讀者在道德層面的憤怒、批判很有可能掩蓋這一橋段背后的“經濟學問題”。像《青煙》中薛駒這種坐擁千畝土地、上萬銀元、成群牲口、深宅大院的大戶獨子，真的能因為個人的賭博而敗家嗎？他用一袋袋銀元、地契去“打水漂”，僅僅就是因為賭場的圈套和自己的愚蠢嗎？

閑家一直輸的賭局，人們往往認為是賭場出老千所致。民間故事和香港電影給人留下一個牢不可破的印象，即千術在賭場上是萬能的，只要有千術就可以在賭客手中“空手套白狼”；但實際情況可能遠沒有這么簡單，能短時間將薛家這么大的家業敲詐干凈，小小賭場背后必然涉及數倍甚至數十倍于薛家錢財的資本運轉——也就是說，《青煙》對“敗家子賭博”這一經典橋段的詳盡刻畫，背后有值得探索的空間。賭場章節一開始就交代了小小的土門子賭場背后是馬步芳——賭場給薛駒設套，使其蕩盡家財，其實質是軍閥勢力憑借武力對鄉紳階層敲詐勒索。

這也相當符合近現代史的實際情況，看似娛樂場所的大小賭場背后往往盤踞著軍閥或地方勢力，富人與窮人的錢無分彼此，不舍晝夜地流過這個黑暗的孔洞，化作徘徊于權貴之間的政治資金，也變作硝煙戰火中的火槍大炮。進而《青煙》這部作品看似寫得與世無爭，四峴四水仿佛“不知有漢，無論魏、晉”的桃花源，其實書中人的一舉一動，無不是大歷史的組成部分。

于是書中那些看起來相當常規的鄉村世情、辛勤勞動就呈現出了另一種意味：鄉紳們在戰亂中惴惴不安，他們曾經引以為豪的家產正在變成最危險的東西；而還未躋身于此的農民白天熬腸刮肚，用血汗滋潤土地，夜里幻想著成為前者，渾不知危險為何物。

小說最出彩的人物形象之一是農民韋黔，他就是后者中的一員。韋黔有十個兒子，是名副其實的“大戶”，但他沒有薛家那么大的家業和崇高的地位。他“臥薪嘗膽”，像狩獵的蜘蛛般等待薛家的衰敗。直到賭場拍賣薛家的田產，韋黔帶著早已佘借好的現洋登場，搖身一變成為薛家水最大的地主，住進昔日屬于薛五佬的深宅大院。韋黔喜得痰迷心竅差點暴斃，但很快就發現自己的美夢并未實現。

過去薛五佬是靠給涼州駐軍提供軍糧，才有了和縣太爺把酒言歡的資本。現在韋黔恨不得把自己拍賣來的房產地契都貼到腦門上，也只能在村民的婚宴上坐在院子里。登堂入室、坐上炕桌的是誰呢？是田產遠不如韋黔，但卻有個“保長”兒子的蒲正席。為了獲得尊重、維持家業，韋黔進一步勒緊全家人的褲腰，裁剪長工的伙食，卻也只得到了一個近似“周扒皮”的名號。一生要強自詡聰明的韋黔到最后也沒有想明白一個道理——對于當權者的“依附性”，才是當時鄉紳階層與民間資本生存的本質。

如上只談到《青煙》諸多面相之一。這是一部復雜的作品，同時也是一部容易被“誤讀”的作品。它的開篇階段就不可避免地讓人聯想《白鹿原》《活著》甚至《霸王別姬》這些經典的文學與影視作品，進而讓自身顯得平凡；而只有穿越這些障礙，我們才能看到《青煙》作為鄉村敘事內部的新質，看到其在經濟學與社會學角度的新寫法對相關創作的啟示。